徐州鼓楼区一建筑楼顶发生火灾，无人员伤亡

据我所知，至少在20世纪，就有两位学术地位好像并不逊于赵岐、赵佑的治《孟子》者，持有某些异议。

你不要追溯过去我们的天下是怎么打下来的，是不是用的暴力等等，这样永远纠缠不清。儒是一个很宽泛的名词，我开玩笑讲，儒就是一个箩筐，把其他很好的东西装进来就是了。

大家讲秩序，整个社会就会稳定。怀化有个高庙，大概有7800年。就王道来讲，中国治理之道就一步一步清楚了，那是一种多元化、多中心的治理，大家不必去争那个唯一的位置。中国现在不能搞普选，那太难。你让这个社会真正好好地生长就行了，要有这样的一种功成而不必名就、功成而不必在我的境界。

筷子是主体通过筷子这一中介连结客体，使主客体达到均衡和谐后，方能举起客体。中国文化的道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道统，我看到是这样的。首先与我论辩的郭齐勇先生，似乎没有（或不愿？）注意到这一点，因而指责我认为血缘亲情是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切负面价值的源头。

当然，我必须承认，这种‘沉重确是违背孟子原文之‘诗意描述的。我想建议龚先生制做一个Flash，题目就叫舜和象都是活雷锋，肯定能够火上那么一阵。说不定他哪一天‘良心发现，还会受尽无穷的精神折磨，生不如死，那有心思去享什么荣华富贵。为此我在商榷文章中特地声明：孔孟儒学所包含的某些（不是一切）负面价值——其中也包括它诱发某些（不是一切）腐败现象的负面价值——的源头，正是这种‘血亲情理精神。

唯其如此，我才锻炼出难能的品格，成为众人的典范。至于那次老爸英雄一怒杀了个把小人，作为其子的第一判断，我早已在是非之‘经的层面上，明确地断定了他老人家在法律上有错，并承认了公安有权抓他——这才是所谓天理昭昭，也是我之所以为我之处。

再者，据笔者所知，舜之时并无和孟子时或今天一样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第三，即原文所说的，此是代父还债，也包括代父受辱，——从天子到流亡者，谁都能感受到其中的落差。这些断言可以被看成是一份战书——我在这里甚至还想重申这一挑战：正式邀请任何一位认为孔孟儒学不是主张血亲至上的学者，从《论语》和《孟子》这两部最权威、最经典、最具有效果历史的儒家元典文本中，找出在己、孝、仁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孔孟本人主张舍孝以取仁、舍孝以取己的命题案例，以证伪或反驳我的观点。你刚刚感伤大舜在窃负而逃中代父还债，也包括代父受辱，——从天子到流亡者，谁都能感受到其中的落差，我便立刻同情小象在封之有庳后还会受尽无穷的精神折磨，生不如死，那有心思去享什么荣华富贵。

接着是大义灭弟——原意还想彼此亲爱、相互富贵，谁知小象良心发现、受尽折磨、生不如死、承受苦难。二、舜从来都是圣人，他对待象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地方。至于有没有文本根据，哪里管得了那么多，我们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不过，即便查出一些什么，龚先生可能也不准备承认，因为他曾指出：单纯从‘亲亲为大的字面意义来解释儒者的原则，必然走了样。

这里仅举一例： 郭先生在论证父子互隐的正当合理时指出：甚至在东西方各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也不允许父子、夫妇互相指证。不过，恕我胆小，我既不敢、也不愿响应龚、郭二先生的号召呼吁，以这样一种事亲为大的方式超越法律。

有鉴于此，龚先生连篇累牍反复重弹我的老调，对我能有什么说服力？ 其实，龚先生所谓的父权对君权的限制，根本就不适用于舜的两个腐败案例，不仅是牛头不对马嘴，而且是风马牛不相及。既然如郭先生所说‘父不慈子不孝，即在为仁之本上出了问题，为确保这个为仁之本，孔孟儒学当然就应该赋予慈孝友悌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放弃仁的代价）予以巩固。

而荀子以及汉儒独辟蹊径地把君为臣纲置于父为子纲之上，结果就使儒家名正言顺地成为两千年来专为至高无上的君权服务的正统意识形态。第二，人同此境，心同此理，只要看看我们周围那些卸任的处长、局长，再看看美国的卸任总统如何叫惨，就可以推测舜实际上的状况。其实，道德对法律的超越，是指道德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法律，而不是指道德可以在根本上放弃乃至背离正义法律的底线要求。既然有如此多的国人还在指儒家是一切‘腐败根源云云。这样做成不成？啥时给个回音。因此，面对龚先生的这一精辟反驳，笔者别无选择，只好认输。

（我在《无根的仁爱》以及Filiality Versus Sociality and Individuality等文中，也重复了这一断言。龚先生，您说呢？ 不知是不是还有哪位学者愿意继续去寻找、一定要找到？尤其是龚先生，不仅对儒家创始人孔子和其继承者孟子的贡献几乎都了解，而且就连查字典也总是只找最早的，品位何等之高、身手如此了得，想必别说七八个，哪怕就是百把个，那还不是易如反掌、随手拈来？ 不过，请原谅我冒犯：如果随手没能拈来，拜托甚至恳求下回最好还是不劳吾兄弟学人之大驾如此辛苦连篇累牍反复重弹一个老调，如何？ 二、事亲为大不是腐败吗？ 无须细说，龚先生当然也不赞同我把封之有庳定为腐败的论题： 事实是，刘文的论题要成立，至少还需要他所忽略的一些条件：一、犯有‘杀人未遂罪的象，永远只能是一个‘至不仁的杀人犯。

因此，面对龚先生的这一精辟论证，笔者再次别无选择，只好认输。令我惊诧不已的是，虽然我的上述文章已经受到几位学者如此踊跃的批评质询，但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人曾经找到哪怕一个诸如此类的命题案例，来对我的观点进行致命性的反驳或证伪。

提拔弟弟去有庳，赔啦。从伦理的层面看，我爹杀人的出现是一个个案而不是普遍现象，但我是领导，是本单位的楷模，我如果在行动上支持公安逮捕爹地，就可能出现普遍化的父子、母子、兄弟、夫妇间的相互告发、相互残害，如前所述，个体、家庭、单位伦理将可能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整个单位更加难以收拾、调治。

况且，我兄弟在被封之后，如同我一样彼此思念，说明，他的确在承受他曾经以为可以逃避的人生苦难。否则，它肯定的其他东西，岂不成了无本之木？所以，它无疑会赋予这个本根基础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终极地位。但龚先生在后文中并没有对此做出什么论证，也没有明确答复儒家伦理的本根基础如果不是血缘亲情、到底又是什么东西，以致据笔者猜测：他虽然强调仁爱精神有根，却又仿佛主张儒家伦理无根。举例来说，在个体生命与仁义理想和谐统一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判定孔孟究竟认为它们哪一个更重要。

只不过在他看来，由此解释儒者的原则必然走了样。  龚建平在《亲亲为大是腐败？抑或血亲伦理？——评刘清平关于儒家仁爱精神无根的论点》中，对我近年的几篇文章——《儒家伦理：道德理性还是血亲情理》、《论孔孟儒学的血亲团体性特征》、《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无根的仁爱——论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等——提出了一些诚惶诚恐（其实大可不必）的质询。

二、《论语》和《孟子》中原本并没有诸如此类的命题案例，以致虽然与我论辩的几位学者在阅读能力和理解智力方面完美无缺，最终也没发现这些命题案例。真没成想：终究还是不顾文本、不讲逻辑、不重事实、一味想象、一心功利、一意沉重的一以贯之以及一如既往？ 很想请问：这样一番绞尽脑汁、用心良苦的绝妙论证，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不包括那些有品位有高才、自以为是上智的高超精英，只计算这类拥有平常理智、常被视为庸愚的一般百姓？ 实在不行：大不了下一回鄙人坚定保证，打死也不再说舜是腐败先锋，以免把吾兄弟学人们挤兑得一个个如此心急上火火烧眉毛毛骨悚然劳精费神。

当然，这并不会妨碍龚先生通过查字典，单纯从腐败的字面意义来解释我的看法、并且必然走不了样——反而是真正的原样。因此，我在与郭先生商榷的文章中便有这样一段话：从逻辑上看，‘以孝为大与‘以孝为本在孔孟儒学的思想体系中也是根本一致的。

不知龚先生听见我这样附和，心中是不是也会感到那么一丝丝惬意？ 三、为何以及何为倒打一耙？ 随后龚先生意犹未尽，进一步探讨了他新发现的所谓倒打一耙问题：如果新儒家所说有理，那么刘文所云儒家‘亲亲思想以及由之而展开的仁爱的‘无根，岂不是‘倒打一耙吗？ 注曰：这里说的新儒家，其实是指已经丧失了宋明新儒家和当代新儒家自我批判勇气的原教旨。虽然几年前也把我兄弟安插在某个没有人‘梦寐以求的‘诸侯岗位上，并且原本的动机就是爱他亲他、使他富贵，但另一方面我很聪明，留有余地，十分巧妙，耐人寻味，让他虽然可以享受‘封的待遇，却不能拥有封国的权力，所以不可能为所欲为，残暴、鱼肉百姓。随后，丁为祥先生表达了血缘亲情对于儒家只是权、不是经的看法，对此我也多次向他讨教。所以，在原始社会末期，封象，又派官吏一同前往，实际是监督他，恐怕没有过多的油水吧？如果象‘良心发现自己曾如此对待仁兄，他还会受尽无穷的精神折磨，生不如死，那有心思去享什么荣华富贵。

共同特征一：想象力极其丰富，绚丽缤纷，浮想联翩，天马行空。否则，它不仅在文化心理构造的深度层面上，继续发扬着孔孟儒学血亲至上精神滋生腐败的负面效应，而且在文化心理构造的深度层面上，继续光大着孔孟儒学血亲至上精神贬抑法制、甚至鼓励犯罪的负面效应。

头几句歌词不妨这样写：舜被选上做天子，亏啦。其实，丁为祥先生仅仅由于我对血缘亲情的至高无上提出某些怀疑批判、便义无反顾地把我打发到无父无君的非洲大草原，同样也是因为他不允许儒家伦理的这个命根子受到任何伤害。

细读其文，龚先生曾指出：笔者相信，刘文这一指控可能至少从主观上不是故意要耸人听闻，客观上还颇能引起不明真相者的一些共鸣。你刚刚反问从舜到孟子难道全然无视‘人爵？全然不知天子与流亡者的差别？如果真的如此，那儒家何以要‘席不暇暖呢？我便立刻断言：原始社会做官并不见得是什么好差事……恐怕没有过多的油水吧？ 难道儒家席不暇暖，就是为了留恋人爵、不肯卸任？如果油水不是很多，做官就不是好差事？这是哪一思潮的说教？哪个家门的观念？ 从中可以得出的推论一：历史的确不断进步——原始社会做官并非好事、没有过多油水可赚。